活動：清華企業家協會TEN
時間：2018年10月13日(星期六)AM10:00-12:00
講者：胡國琳(Jordan Hu)學長
主題：RiskVal's FinTech Journey
主持人：王智立博士(安成生技獨董)
1.王鴻嬪Mandy：請問您的Model使用在美國、歐洲等很有效率的市場，會比較容易找到機會，若使用在像大陸這般資訊透明度差、流動性較差的市場，表現會更好還是？
A：看怎麼用。一般Hedge Fund不會在中國trade中國的商品，因為需要buy and hold，會因此沒有leverage ratio。而對於壽險公司/資產管理公司，必須要考量duration與hedge，譬如25年的需要own一些cash flow，所以我們的產品對壽險與資產管理公司是有用的。在美國，可以客製化產品，流動性差的一般提供的報酬率也比較好，所以能enhance，可以mixed portfolio，透過公司債、或sovereign，把Yield提高。
舉例這次回來台灣，NS壽險公司就來找我討論，其Liability 大部分集中在25-30年，我請他們把避險部位給我看個幾天，看完後我說可以做更好的避險，同樣達到他們的Liability requirement。避險還可以變賺錢。
觀念像是我介紹給Goldman的，避險不再是cost。當時Goldman把小的portfolio跟我們合作，每次Libility去哪，要避險的時候跟我們說，我們給的建議當作參考，他們做他們的。結果我們的hypothetical P&L比實際操作的還好。由於我是站在Hedge Fund的角度，而他們是站在Asset/Liability management的角度去思考，達到不同效果。
其實我不希望賺自己人的錢，我都跟他們說最多租一套當學習就好。
2.徐行博士：分享在大陸杭州創業的經驗，公司也是2000年左右成立。如果用圖像來表示我們做的跟Jordan做的區別，Jordan是在某一塊做得很深，我們則是比較淺但廣，涵蓋前中後台，industry有buy side也有sell side，員工人數大約700人。我們的辦公室離西湖4公里，離支付寶2公里；我們公司被挖去支付寶的，工資至少乘以2起跳，壓力還挺大的。產品主要是非股票，也就是FICC。目前客戶數量接近400，主要是基金、券商、保險(資產管理)、信託，銀行相對少一點。
3.DavidChen(納斯達克大中華區域總監)：過去2年多來所謂的數字資產(digital assets)，對我們而言衝擊很大。想請問學長對於整個portfolio，目前有沒有digital assets可能的需求，或者遇到客戶把它放進portfolio裡。因為近來像JP/MS這類trading house大咖，已經投放這種class到整個trading環節(如Cryptocurrency)，勢必將會衝擊到我們。因此想請教學長在華爾街有沒有感受到這類浪潮？
A：我們的portfolio management主要handle fixed income，其實fixed income本身很難standardize，包括像SWAP、interest swap，也是到這幾年才有standardized contract，要看一個SWAP contract的agreement需要好幾頁。講到day count / commission / payment / schedule，還有holiday是以哪一個國家計算的，很多東西很難像bond般規格化。因此我們有press holder concept，概念是只要我們無法handle的產品就會運用，而press holder會經過幾個stage。首先mark to market怎麼算，有沒有model去做mark to market，還是trader做mark to market，意即market能夠survey這個東西。
因此digital assets也是如此，如果是exchange rate，就不需要model而可以直接從市場拿到。此外，為什麼要有press holder是要知道風險，更進一步分析風險狀態、風險特質，而這些都需要經過stage。舉例2008年交易熱絡的CDO是怎麼被value？它是高度、極端structure的東西，底端是一堆credit default swap，基本上是SWAP，是個protection去protect corporate bond，但這些protection中希望有loss distribution，在某一個layer去做切割，因此有equity layer等很多layer。
最殘忍的事情是知道的騙不知道的，也就是華爾街最喜歡做的事。剛剛提到的CDO，其valuation就是個問題。買的人怕被倒掉因此去找銀行買保險，也就是CDS(credit default swap)，萬一公司倒的話可以拿回本金，意即本金是被protected的。銀行拿到這個東西，發現可以做切割，萬一以後倒債會一期一期的倒上去。那麼最上面那一層會是什麼樣的bond？因為是從最下端賠起，最上端那一層為super senior tranche，會去找像Moody's / S&P，把rating包裝成AAA，意即跟government bond同等級，結果就爆在那裡。所以rating公司沒有被懲罰是個問題。
金融產品要進入整個風險管理，從技術角度並不難，難的通常是人出問題。
4.Andy王奕翔：想回到17年前，想知道您是用什麼樣的Criteria / Culture，找到第一個員工跟您一起奮鬥到現在？
A：其實找員工進來並不難，難的是他如何認可你，如何創造被信任的文化，關鍵反而在你。賺錢的時候如何分享；做決策的時候是否透明化，因為錢而來的也可能因為錢而走。用什麼理由去吸引他才是重點，創業的優點讓人變好人，首先得成為好人你才會成功。(清華校訓「厚德載物」影響學長很深)
5.許智強(前TPCA基金執行董事)：在學校兼課的時候，教授不曉得如何設計課程讓學生使用
Bloomberg；如何讓RiskVal與清華做結合，譬如說清華計量財務系(quantitative finance)已經成立20年，但外界並不熟悉，如何能為學生(數學、經濟、計財等)創造另一種出入？
A：其實我很早就想為清華做點事情，幫助學弟學妹創造出入。去年曾跟母校聯絡，希望能成立財務數學組，under在數學系下面，起始的資金我也願意出。但是數學系的系主任回覆，很感謝這份心意可惜我們沒有師資。
另外我們在討論中發現問題的癥結，讓數學跟商業結合。清華數學系絕對是世界一流的，然懂數學的不一定懂財金實務。我可以在華爾街找到一流的校友，而且是戰場上賺錢的老將，我們都很願意開課。只是會面臨也許純數學的理論我或許已沒那麼熟練，因此可以跟數學系合作，開門Hybrid的課程。遇到真正數學可以由數學系教授來講，但講到戰場上的運用就由我們操刀。系主任提到沒有經費請我們，我說我可以保證一塊錢都不需要！還自付機票。
但有個條件，值得跟NYU學習，這也是為什麼stern可以這幾年做很多endowment fund，排名快速上升的原因，充分利用在華爾街的校友。假如有人願意每個星期貢獻2小時的時間，NYU願意給Adjunct Professor的頭銜，不需要受薪(其實也給不起)。
然而我得到的回覆是：由於我們是公家機關，這個職務恐怕違反法規。這非常可惜，假如能結合數學、計財和業界，相信這個系會成為全國最熱門。
6.陳千惠(秘書處校友服務中心執行長)：我跟國琳學長認識這麼久，現在才知道您有受過吹牛的訓練，因為您看起來那麼誠懇，真的完全想不到。因此想請問是您的技術太高端了，還是覺得吹牛是有問題的，因而不用。第二個問題是危機就是轉機，曾經問您當年如果沒到美國留學的話，會像今天這麼成功嗎，得到的答案為否。我想請問以目前台灣的狀況，可以有什麼機會？
A：其實講謊話不好，但在遊戲間講謊話是可以的，這也是Liar's Poker為什麼這麼有名的原因。講謊話時觀察臉色與眼神有沒有變，便透露了玄機；當價位抬到很高時，還能不變就是高手。過程中是挑戰每個人對風險的那一剎那，穩不穩定，可反映在投資時你能不能穩定的處理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，其實大家都可以玩，我也可以把遊戲規則給大家玩。
舉個當年的例子，有一次有個trader年底結算，欠我大約15萬美金。Bonus拿到時就應該結帳還錢給我，結果他跑到我辦公室說：“mano a mano, one hand no tear”，咱們最後一次對賭。從他角度去想，根本不想付錢；衡量一下，我也不想要他那筆錢，既然他邀請我了，這就是個man to man的challenge。如果那時候畏縮表示格局不大，不管那局會贏會輸，我根本不care，但我不想讓他看輕。結果那局我又贏了，他變成欠我30萬美金！他還想要再玩two hand no tear，我說不用玩了，我不缺這筆錢。然後他也接受建議，沒有給我那筆錢。
故事接著更精彩了，後來我們都被fire，他娶了個有錢的老婆，是第五大道某個時裝老闆的女兒。幾年後他自己成立個Hedge Fund，做得很好，然後他又來找我，說很佩服我，能以一個外國人之姿打出一片江山，希望能跟我合作。這對我而言是three hand，想跟我再賭一次，雖然我沒有直接拒絕，但我絕對不會跟他合作了。Liar's Poker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本性，對方是個什麼樣的人能從遊戲(賭博)中，看出一個人的品性。這個人就不需要跟他合作了。
回答第二個問題，危機就是轉機。回顧我在華爾街的職涯，當時畢業1989年在美國很不景氣，能夠進所羅門是僥倖的，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自己的薪水是同組中最低的。當時我可以有幾種選擇，其中包括覺得挫折罵老闆，然後辭職。但那時候我問自己，這是我要成為的我嗎？我們清華畢業的大家都有自省能力，永遠要去想說每一步都是個棋。常人走的棋大部分是quit，但是我沒有，因為我覺得這間公司是我喜歡的，雖然我老闆對我take advantage，但這不影響我的方向。所以我繼續做下去，在那個時候，我是以technology的身份進去，大部分人是想做consultant，因為做consultant一小時是100元，而我做employee卻達不到一半，特別是當時資歷尚淺。很多人勸我出來做consultant，因為有glass celling晉升到高級職位或決策層有潛在限制或障礙。我當時思考要的是小勝還是大勝，我那時候走consultant是小勝，但我是拿了兩個皮箱到美國孤注一擲，為什麼我來到這裡只為了個小勝。我願意走long term，想要成為公司重要的成員。於是我從那裡慢慢地爬起來。
我在華爾街只丟過一次履歷，後來都是被挖角。我在所羅門待到1992年的時候，有一天高盛的一個partner打電話給我，想要挖角我過去，當時高盛與所羅門的聲望不相上下，但又更好一點。然後我在高盛做了兩年，有一天我再接到一通電話，這人在Wall Street Journal常出現，他跟我年紀一樣是華頓畢業，從LTCM離開後，接掌了所羅門的自營。他打電話給我是很難想像的，請我去在第七大道的大辦公室面談，他跟另一個partner坐在我的對面，這真是超乎想像。讓我應證了一件事，只要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即使這條路會很辛苦、很遠，但是最後是會被認可的，於是我又回到了老東家。面試完那天太太問我他們給你多少錢，我說我忘記問了，因為太興奮了！在trading這一領域一旦接受了，給我多少錢其實不重要，主要是看bonus，後來賺的真是超乎我想像。
時序來到1998年4-5月的時候，有一天放假回家的路上，我跟太太說我太喜歡這份工作了！我周邊的人都是這麼聰明、名校畢業，每個人都是數學頂尖高手，對事情的判斷都是極端厲害，能夠跟這些人在一起工作真是無價之寶，我想在這裡退休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同一個人找我來的又打電話來了。我老闆當時一年的bonus是33個million，很難以想像跟我同一個年紀。他打電話來給我說你沒有那份工作了。回到千惠的問題，危機就是轉機，不是自然發生的，而是跟你的心態有關係。你怎麼去看待一件事情，不要看待地那麼短視，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是有機會的。很多人說美國是有glass celling，我說那要看你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。你如果limit你的glass，那就是有glass celling；如果你是真正有誠意的人，你是可以被接受的，即使你是個外國人，他們會把你當做是好朋友的。
我前兩個禮拜去歐洲到了倫敦，接待我的朋友非常有錢，已經到了爵士的地位。他有天跟我吃飯，他說Jordan，我很少看到亞洲人有跟你一樣的人格特質。你在倫敦遇到任何事情，記得打這支電話給我。他把我當作真正的朋友。我想說其實我沒有什麼方法去交這些朋友，很多公司跟我往來，已經超越client與vendor的關係，已經到了personal leval的relationship。
為什麼我在台灣做不到這件事情呢？其實我在2001年的時候，幫Credit Suisse做完第一個project，當時在華爾街很轟動：有個默默無名的人，接了CS的fixied income，重整他們的trading交易策略。當時寶來的白文正總裁聽到了這個消息來紐約找我，想跟我談一談，想用我的產品，因為當時正好2002年WTO開放台灣進入市場，他認為台灣的交易會進入free trader的方式。我看他非常有誠意，我說白總您數學好不好，他說應該還可以。我說好，那您明天給我兩個小時，我來跟您介紹一下。當時白總問說fixed income是怎麼回事，我大概講得比今天再深入一點。我講了10分鐘後他就停止了，說不用再講了，你給我開個價格，你這套產品讓我在台灣可以用。我說白總，CS給我的是9個million，你跟我同鄉，我賺您錢真不好意思，給我2個million就可以了。結果得到的答案是台灣沒有人願意花2個million買一個software(hardware還有可能)，我說白總那你不要找我，你不懂我的價值。臨走之前白總再跟我吃一次午飯，想要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合作。後來我們成為非常好的朋友，他非常喜歡我，常飛到紐約找我。我說白總我有個解套方法，我給你打五折，但1個million有個條件，要把台灣所有金控老闆介紹給我認識。只要做到這點就好，其他我都不需要。我相信他的誠意就回來幫他，我是抱著滿懷信心回來。
對我而言寶來的經驗是很好的經驗。我決定在台灣建立一個團隊，白總也有履行諾言幫我介紹台灣的客戶。兆豐金控第一個找我，雙方討論怎麼合作，當時用了我們的系統後我說要送帳單給對方，他們說Jordan你不能這樣送帳單，因為還沒驗收。我說什麼叫驗收？你們不是在用了嗎。對方回說需要總務處、資訊處等做驗收，但這些單位真的懂我的系統嗎？
我當時飛回台灣飛到什麼程度，eva airline有鑽石卡，全紐約只有一個人有鑽石卡，那就是我。後來我回來驗收，發現台灣這種做法我根本沒有機會，所以我跟兆豐說你欠我錢不用還了，我把系統從server shutdown，結果還需要我寫個"自動放棄收錢聲明"。這講起來其實很悲哀。我是真的想要把在華爾街成功的產品帶回來台灣，白總完全知道我在華爾街學的東西是有幫助的。他也知道我是誠心回來，所以他2007年走的時候我非常傷心，我知道他很多辛苦的地方。
這讓我思考我在台灣有什麼用。經過兆豐事件後，我重新評估台灣，覺得台灣還沒ready我回來，所以我又回去了。原本期待台灣是否希望能夠跟fixed income市場接軌，但整體環境暫時還達不到。要推動產品到台灣真的是非常辛苦，因為人與人之間沒有trust，法規太過於複雜，變成沒有保護性。要讓新創人員願意回來，或有心意回來，其實機會非常小。
主題：RiskVal's FinTech Journe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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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清華數學系84級畢業的胡國琳(Jordan Hu)學長講解創業的idea，展現化繁為簡的功力。 |
QA問答
主持人：王智立博士(安成生技獨董)
1.王鴻嬪Mandy：請問您的Model使用在美國、歐洲等很有效率的市場，會比較容易找到機會，若使用在像大陸這般資訊透明度差、流動性較差的市場，表現會更好還是？
A：看怎麼用。一般Hedge Fund不會在中國trade中國的商品，因為需要buy and hold，會因此沒有leverage ratio。而對於壽險公司/資產管理公司，必須要考量duration與hedge，譬如25年的需要own一些cash flow，所以我們的產品對壽險與資產管理公司是有用的。在美國，可以客製化產品，流動性差的一般提供的報酬率也比較好，所以能enhance，可以mixed portfolio，透過公司債、或sovereign，把Yield提高。
舉例這次回來台灣，NS壽險公司就來找我討論，其Liability 大部分集中在25-30年，我請他們把避險部位給我看個幾天，看完後我說可以做更好的避險，同樣達到他們的Liability requirement。避險還可以變賺錢。
觀念像是我介紹給Goldman的，避險不再是cost。當時Goldman把小的portfolio跟我們合作，每次Libility去哪，要避險的時候跟我們說，我們給的建議當作參考，他們做他們的。結果我們的hypothetical P&L比實際操作的還好。由於我是站在Hedge Fund的角度，而他們是站在Asset/Liability management的角度去思考，達到不同效果。
其實我不希望賺自己人的錢，我都跟他們說最多租一套當學習就好。
2.徐行博士：分享在大陸杭州創業的經驗，公司也是2000年左右成立。如果用圖像來表示我們做的跟Jordan做的區別，Jordan是在某一塊做得很深，我們則是比較淺但廣，涵蓋前中後台，industry有buy side也有sell side，員工人數大約700人。我們的辦公室離西湖4公里，離支付寶2公里；我們公司被挖去支付寶的，工資至少乘以2起跳，壓力還挺大的。產品主要是非股票，也就是FICC。目前客戶數量接近400，主要是基金、券商、保險(資產管理)、信託，銀行相對少一點。
3.DavidChen(納斯達克大中華區域總監)：過去2年多來所謂的數字資產(digital assets)，對我們而言衝擊很大。想請問學長對於整個portfolio，目前有沒有digital assets可能的需求，或者遇到客戶把它放進portfolio裡。因為近來像JP/MS這類trading house大咖，已經投放這種class到整個trading環節(如Cryptocurrency)，勢必將會衝擊到我們。因此想請教學長在華爾街有沒有感受到這類浪潮？
A：我們的portfolio management主要handle fixed income，其實fixed income本身很難standardize，包括像SWAP、interest swap，也是到這幾年才有standardized contract，要看一個SWAP contract的agreement需要好幾頁。講到day count / commission / payment / schedule，還有holiday是以哪一個國家計算的，很多東西很難像bond般規格化。因此我們有press holder concept，概念是只要我們無法handle的產品就會運用，而press holder會經過幾個stage。首先mark to market怎麼算，有沒有model去做mark to market，還是trader做mark to market，意即market能夠survey這個東西。
因此digital assets也是如此，如果是exchange rate，就不需要model而可以直接從市場拿到。此外，為什麼要有press holder是要知道風險，更進一步分析風險狀態、風險特質，而這些都需要經過stage。舉例2008年交易熱絡的CDO是怎麼被value？它是高度、極端structure的東西，底端是一堆credit default swap，基本上是SWAP，是個protection去protect corporate bond，但這些protection中希望有loss distribution，在某一個layer去做切割，因此有equity layer等很多layer。
最殘忍的事情是知道的騙不知道的，也就是華爾街最喜歡做的事。剛剛提到的CDO，其valuation就是個問題。買的人怕被倒掉因此去找銀行買保險，也就是CDS(credit default swap)，萬一公司倒的話可以拿回本金，意即本金是被protected的。銀行拿到這個東西，發現可以做切割，萬一以後倒債會一期一期的倒上去。那麼最上面那一層會是什麼樣的bond？因為是從最下端賠起，最上端那一層為super senior tranche，會去找像Moody's / S&P，把rating包裝成AAA，意即跟government bond同等級，結果就爆在那裡。所以rating公司沒有被懲罰是個問題。
金融產品要進入整個風險管理，從技術角度並不難，難的通常是人出問題。
4.Andy王奕翔：想回到17年前，想知道您是用什麼樣的Criteria / Culture，找到第一個員工跟您一起奮鬥到現在？
A：其實找員工進來並不難，難的是他如何認可你，如何創造被信任的文化，關鍵反而在你。賺錢的時候如何分享；做決策的時候是否透明化，因為錢而來的也可能因為錢而走。用什麼理由去吸引他才是重點，創業的優點讓人變好人，首先得成為好人你才會成功。(清華校訓「厚德載物」影響學長很深)
5.許智強(前TPCA基金執行董事)：在學校兼課的時候，教授不曉得如何設計課程讓學生使用
Bloomberg；如何讓RiskVal與清華做結合，譬如說清華計量財務系(quantitative finance)已經成立20年，但外界並不熟悉，如何能為學生(數學、經濟、計財等)創造另一種出入？
A：其實我很早就想為清華做點事情，幫助學弟學妹創造出入。去年曾跟母校聯絡，希望能成立財務數學組，under在數學系下面，起始的資金我也願意出。但是數學系的系主任回覆，很感謝這份心意可惜我們沒有師資。
另外我們在討論中發現問題的癥結，讓數學跟商業結合。清華數學系絕對是世界一流的，然懂數學的不一定懂財金實務。我可以在華爾街找到一流的校友，而且是戰場上賺錢的老將，我們都很願意開課。只是會面臨也許純數學的理論我或許已沒那麼熟練，因此可以跟數學系合作，開門Hybrid的課程。遇到真正數學可以由數學系教授來講，但講到戰場上的運用就由我們操刀。系主任提到沒有經費請我們，我說我可以保證一塊錢都不需要！還自付機票。
但有個條件，值得跟NYU學習，這也是為什麼stern可以這幾年做很多endowment fund，排名快速上升的原因，充分利用在華爾街的校友。假如有人願意每個星期貢獻2小時的時間，NYU願意給Adjunct Professor的頭銜，不需要受薪(其實也給不起)。
然而我得到的回覆是：由於我們是公家機關，這個職務恐怕違反法規。這非常可惜，假如能結合數學、計財和業界，相信這個系會成為全國最熱門。
6.陳千惠(秘書處校友服務中心執行長)：我跟國琳學長認識這麼久，現在才知道您有受過吹牛的訓練，因為您看起來那麼誠懇，真的完全想不到。因此想請問是您的技術太高端了，還是覺得吹牛是有問題的，因而不用。第二個問題是危機就是轉機，曾經問您當年如果沒到美國留學的話，會像今天這麼成功嗎，得到的答案為否。我想請問以目前台灣的狀況，可以有什麼機會？
A：其實講謊話不好，但在遊戲間講謊話是可以的，這也是Liar's Poker為什麼這麼有名的原因。講謊話時觀察臉色與眼神有沒有變，便透露了玄機；當價位抬到很高時，還能不變就是高手。過程中是挑戰每個人對風險的那一剎那，穩不穩定，可反映在投資時你能不能穩定的處理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，其實大家都可以玩，我也可以把遊戲規則給大家玩。
舉個當年的例子，有一次有個trader年底結算，欠我大約15萬美金。Bonus拿到時就應該結帳還錢給我，結果他跑到我辦公室說：“mano a mano, one hand no tear”，咱們最後一次對賭。從他角度去想，根本不想付錢；衡量一下，我也不想要他那筆錢，既然他邀請我了，這就是個man to man的challenge。如果那時候畏縮表示格局不大，不管那局會贏會輸，我根本不care，但我不想讓他看輕。結果那局我又贏了，他變成欠我30萬美金！他還想要再玩two hand no tear，我說不用玩了，我不缺這筆錢。然後他也接受建議，沒有給我那筆錢。
故事接著更精彩了，後來我們都被fire，他娶了個有錢的老婆，是第五大道某個時裝老闆的女兒。幾年後他自己成立個Hedge Fund，做得很好，然後他又來找我，說很佩服我，能以一個外國人之姿打出一片江山，希望能跟我合作。這對我而言是three hand，想跟我再賭一次，雖然我沒有直接拒絕，但我絕對不會跟他合作了。Liar's Poker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本性，對方是個什麼樣的人能從遊戲(賭博)中，看出一個人的品性。這個人就不需要跟他合作了。
回答第二個問題，危機就是轉機。回顧我在華爾街的職涯，當時畢業1989年在美國很不景氣，能夠進所羅門是僥倖的，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自己的薪水是同組中最低的。當時我可以有幾種選擇，其中包括覺得挫折罵老闆，然後辭職。但那時候我問自己，這是我要成為的我嗎？我們清華畢業的大家都有自省能力，永遠要去想說每一步都是個棋。常人走的棋大部分是quit，但是我沒有，因為我覺得這間公司是我喜歡的，雖然我老闆對我take advantage，但這不影響我的方向。所以我繼續做下去，在那個時候，我是以technology的身份進去，大部分人是想做consultant，因為做consultant一小時是100元，而我做employee卻達不到一半，特別是當時資歷尚淺。很多人勸我出來做consultant，因為有glass celling晉升到高級職位或決策層有潛在限制或障礙。我當時思考要的是小勝還是大勝，我那時候走consultant是小勝，但我是拿了兩個皮箱到美國孤注一擲，為什麼我來到這裡只為了個小勝。我願意走long term，想要成為公司重要的成員。於是我從那裡慢慢地爬起來。
我在華爾街只丟過一次履歷，後來都是被挖角。我在所羅門待到1992年的時候，有一天高盛的一個partner打電話給我，想要挖角我過去，當時高盛與所羅門的聲望不相上下，但又更好一點。然後我在高盛做了兩年，有一天我再接到一通電話，這人在Wall Street Journal常出現，他跟我年紀一樣是華頓畢業，從LTCM離開後，接掌了所羅門的自營。他打電話給我是很難想像的，請我去在第七大道的大辦公室面談，他跟另一個partner坐在我的對面，這真是超乎想像。讓我應證了一件事，只要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即使這條路會很辛苦、很遠，但是最後是會被認可的，於是我又回到了老東家。面試完那天太太問我他們給你多少錢，我說我忘記問了，因為太興奮了！在trading這一領域一旦接受了，給我多少錢其實不重要，主要是看bonus，後來賺的真是超乎我想像。
時序來到1998年4-5月的時候，有一天放假回家的路上，我跟太太說我太喜歡這份工作了！我周邊的人都是這麼聰明、名校畢業，每個人都是數學頂尖高手，對事情的判斷都是極端厲害，能夠跟這些人在一起工作真是無價之寶，我想在這裡退休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同一個人找我來的又打電話來了。我老闆當時一年的bonus是33個million，很難以想像跟我同一個年紀。他打電話來給我說你沒有那份工作了。回到千惠的問題，危機就是轉機，不是自然發生的，而是跟你的心態有關係。你怎麼去看待一件事情，不要看待地那麼短視，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是有機會的。很多人說美國是有glass celling，我說那要看你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。你如果limit你的glass，那就是有glass celling；如果你是真正有誠意的人，你是可以被接受的，即使你是個外國人，他們會把你當做是好朋友的。
我前兩個禮拜去歐洲到了倫敦，接待我的朋友非常有錢，已經到了爵士的地位。他有天跟我吃飯，他說Jordan，我很少看到亞洲人有跟你一樣的人格特質。你在倫敦遇到任何事情，記得打這支電話給我。他把我當作真正的朋友。我想說其實我沒有什麼方法去交這些朋友，很多公司跟我往來，已經超越client與vendor的關係，已經到了personal leval的relationship。
為什麼我在台灣做不到這件事情呢？其實我在2001年的時候，幫Credit Suisse做完第一個project，當時在華爾街很轟動：有個默默無名的人，接了CS的fixied income，重整他們的trading交易策略。當時寶來的白文正總裁聽到了這個消息來紐約找我，想跟我談一談，想用我的產品，因為當時正好2002年WTO開放台灣進入市場，他認為台灣的交易會進入free trader的方式。我看他非常有誠意，我說白總您數學好不好，他說應該還可以。我說好，那您明天給我兩個小時，我來跟您介紹一下。當時白總問說fixed income是怎麼回事，我大概講得比今天再深入一點。我講了10分鐘後他就停止了，說不用再講了，你給我開個價格，你這套產品讓我在台灣可以用。我說白總，CS給我的是9個million，你跟我同鄉，我賺您錢真不好意思，給我2個million就可以了。結果得到的答案是台灣沒有人願意花2個million買一個software(hardware還有可能)，我說白總那你不要找我，你不懂我的價值。臨走之前白總再跟我吃一次午飯，想要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合作。後來我們成為非常好的朋友，他非常喜歡我，常飛到紐約找我。我說白總我有個解套方法，我給你打五折，但1個million有個條件，要把台灣所有金控老闆介紹給我認識。只要做到這點就好，其他我都不需要。我相信他的誠意就回來幫他，我是抱著滿懷信心回來。
對我而言寶來的經驗是很好的經驗。我決定在台灣建立一個團隊，白總也有履行諾言幫我介紹台灣的客戶。兆豐金控第一個找我，雙方討論怎麼合作，當時用了我們的系統後我說要送帳單給對方，他們說Jordan你不能這樣送帳單，因為還沒驗收。我說什麼叫驗收？你們不是在用了嗎。對方回說需要總務處、資訊處等做驗收，但這些單位真的懂我的系統嗎？
我當時飛回台灣飛到什麼程度，eva airline有鑽石卡，全紐約只有一個人有鑽石卡，那就是我。後來我回來驗收，發現台灣這種做法我根本沒有機會，所以我跟兆豐說你欠我錢不用還了，我把系統從server shutdown，結果還需要我寫個"自動放棄收錢聲明"。這講起來其實很悲哀。我是真的想要把在華爾街成功的產品帶回來台灣，白總完全知道我在華爾街學的東西是有幫助的。他也知道我是誠心回來，所以他2007年走的時候我非常傷心，我知道他很多辛苦的地方。
這讓我思考我在台灣有什麼用。經過兆豐事件後，我重新評估台灣，覺得台灣還沒ready我回來，所以我又回去了。原本期待台灣是否希望能夠跟fixed income市場接軌，但整體環境暫時還達不到。要推動產品到台灣真的是非常辛苦，因為人與人之間沒有trust，法規太過於複雜，變成沒有保護性。要讓新創人員願意回來，或有心意回來，其實機會非常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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